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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的教师和RCEF员工选择红薯作为四五年级学生今年综合实践课的长期项目。红薯是当地很重要的食物，学生们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比如观察、采访村民，来 了解红薯。在以上的视频中，您可以观看该项目的各个环节，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的链接了解更多该项目的细节：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活动视频。 下种后，苗床的管理是这个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按两个人一天轮流值日，从四年级开始到五年级，每个老师负责一周，我负责星期天值日。每天学生需 要记录值日生、温度、日期、生长情况。（有照片）刚开始几天温度比较高，大约在28度左右，而后十天左右的时间温度比较低，大约在18度左右。当时学生都 担心温度过低红薯苗出不来，在半个月后红薯苗终于露出了头。 因为在侯家庄村红薯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村民对红薯的管理是粗放的，因此我们想 让学生学到更专业的知识，也想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学习从资料上学习的方式。老师就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第一次我们就把资料直接给学生看，结果学生根本看不 懂。后来我们试图把文章的重点摘出来，再用孩子能读懂的语言描述出来，然后让学生看。其实我发现红薯的最上层盖上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盖上土浇水，土 层就变硬，薯苗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应该加一些废弃农作物秸杆比较好。苗子长出来后每天就要把塑料薄膜揭开一点縫透气，每天还要浇水。红薯苗的长势非常 好。 当薯苗长到25厘米左右的时候，就能移到大地上栽植了。5月12日，我们先给学生讲了一下大地栽植的基本方法。分平地载和陇载，我们 选择的是陇载，因为陇载的产量高。之后让学生练习拔苗，剪根。四年级学生分成六组，让他们具体分工插苗的、浇水的、刨窝的、封窝的。完了就排队浩浩荡荡出 发了，到地里每个老师负责一组再具体指导做法。学生在地里干得特别高兴，中途水不够了，他们在一块空地上打闹特别开心。 红薯的吃法 在苗床管理的同时，学生也在分组研究红薯的吃法。老师提供（学生也可自己找）很多种吃法，让学生在电脑上查找每种吃法的做法，然后利用晚饭后的时 间每组轮流做，做的才有拔丝红薯、香蕉红薯饼、红薯腊肠等十多种做法。在做的过程中，学生体验了做菜的快乐，也满了一次口福。最后学生把这些做法整理成一 个小册子。

卖鸡蛋对于有些村民来说可能是一件小事。可对于学生来说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到哪里卖呢？”刚进电机厂时我们发现有一个专卖蔬菜的市场，走过去一看，没有卖鸡蛋的。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卖小吃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小吃琳琅满目，惹得人眼睛发麻，闻得人口水直流。我们努力寻找卖鸡蛋的人，一是想问问价钱，二是想寻找地方。在门口我们发现一位老奶奶摆了有5、6斤鸡蛋，价钱是5元一斤。我们想到我们的影响比较大，还是不和奶奶在一起比较好，于是我们来到电机厂家属区内，找到了一个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开始了我们的交易。 学生把鸡蛋盒子放在地上，把提前准备好的绿壳鸡蛋介绍放在箱子的旁边。我们鼓励孩子拉客，如果有人看你，你就要主动问他们：“阿姨，买鸡蛋吗？”刚开始只有任超敢说，我们在旁边一直鼓励他们，后来薛丹、谢云飞也开始拉客了。 “这是什么鸡蛋”一位奶奶走过来问。 “柴鸡蛋、小孩吃了身体好，老人吃了睡眠足”说着，还让奶奶看我们提前准备的资料。 “你们每人吃一个不就聪明了吗？”说着嘿嘿一笑，手背后走了。 “你们不上学”一个老头说。 “我们在搞一次活动”任超说。

关爱小学有一群活力充沛好奇心旺盛的五年级男生。上学期，他们对学校大院里飞来飞去和水龙头周围出没的蜜蜂产生了兴趣。连续几天，这群孩子中的几个会兴致勃勃地带着他们最新采集到的“活标本”奔进RCEF办公室，把它们放到用废弃的瓶子、胶带和木筷搭制的简易“蜂房”里面。“这是什么蜜蜂？”他们问，“它是黄蜂还是蜜蜂呢？怎么才能养活？”看到孩子们的热情不是一时的三分钟热度，老师们决定带领他们去请教真正的养蜂人。离我们步行十五分钟的邻村有一对养蜂的老夫妇，我们便利用晚饭前的休息时间，步行穿过农田去拜访他们。 养蜂人给孩子们的自制蜂房提建议 面对九个七嘴八舌，如连珠炮般发问的小鬼头，老夫妇俩从容应对，他们成了孩子们慈祥耐心的“老师”。孩子们对夫妇俩的蜂房问这问那，养蜂“爷爷”和“奶奶”都一一作了解答。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他们不仅让孩子们触摸蜂蜡，甚至还打开蜂房的盖子让他们观察蜂房里面的情形。“奶奶”还给每个学生，还有他们的“活标本”品尝了甜甜的佳酿桃花蜂蜜。几次如此的“实地考察”下来，孩子们明白了蜂群是如何运作的，它们怎样采集各种各样的花蜜和花粉，还有养蜂人收集花粉、蜂蜜和蜂王浆的方法。 每个学生都品尝了养蜂奶奶酿制的甜美蜂蜜 随后一连两三个星期，这群学生们每天自发利用午间休息的一个小时，把他们的笔记整理成“养蜂日志”，还配以生动的插画。在午后的酷热里其他同学们都沉入梦乡，我和养蜂小队便聚集在稍稍凉快一点的图书室里，查阅有记载蜜蜂知识和图片的书本，或是在互联网上搜集信息。九个孩子分成三人一组，这样一来每人都能 参与写作和绘画。现在他们的作品就陈列在图书馆的“学生原创书栏”里供所有的学生阅读。这些让孩子们引以为豪的作品还得到了养蜂人夫妇的“权威认可”。他们表扬我们的学生写得好。除了我们从维基辞典上转载的关于蜂后每天产2000个卵的描述引起了些质疑（相比养蜂人的经验此估计可能过高），其他的内容都被证实是准确的。 让孩子们引以为豪的“养蜂手册” 让孩子们引以为豪的 这次的“养蜂项目”由孩子们的兴趣自发而起，而我们的老师都没有同蜜蜂打过交道，所以有这次踏访农村养蜂人的经历我们感到很幸运。虽然这些农人自己家里没有孙辈，但他们对待我们的学生们慈爱有加，为他们提供了教科书以外的难得的实地学习的机会。 孩子们向养蜂人展示编写完毕的书籍 农村特有的条件可以提供很多像这般通过社区成员的丰富知识来得益学生教育的机会。前提条件是校长和老师许可孩子们走出教室去农间探访，或者邀请村人到学校来讲演。关爱小学已经逐步形成了这样的传统，而且RCEF今年计划更进一步加深学校和农村社区的联系。现在，你可以在“小发明家”课外活动里发现我们这些养蜂男孩的活泼身影。今后RCEF会继续开展新的课程来证明让农民以及其他农村成员参与到小学教育中来的积极作用。

9月27日，来自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七位老师来到了关爱小学。这七位当中包 括有一位画家、一位书法家、一位歌手以及一位专业的主持人。他们先后到关爱的不同班级里为孩子们传授自己的专长，例如画家师傅就用Kiel做模特，教四五六年级的学生临摹人物肖像；书法家则一笔一画地教授五年级的孩子们运笔的要领；而主持人老师则让师生们领略了如何声情并茂地朗诵文章与诗歌。最后，书法家老师还分别为学校、老师办公室以及图书室手书横幅，作为临别馈赠的礼物。

暑假访美期间，治美和我参加了一场为期一周的培训，培训地为位于阿巴拉契亚南部地区的狐火博物馆和遗产中心。中心座落于乔治亚州Mountain City的Black Mountain。狐火这一名称源于1966年附近一所高中某位教师发起项目时所用的项目名称。这位老师喜欢在他的语文课堂尝试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他的学生开始编撰和出版杂志，其中包含着他们从当地社区搜集到的各种故事和资料。这份取名狐火的杂志，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甚至全国都大受欢迎，随后依据杂志文章分类编排出版的各册书籍，同样荣登畅销书之列。狐火团队用部分收入购买了一大块地——也就是如今狐火博物馆和遗产中心的所在地，这一决定最终是由狐火课程的学生拍板决定的。 就在狐火的课程和杂志运作得如火如荼之时，狐火所涉猎的范围已不仅仅是面向学生的课程。上世界80年代中期，狐火团队开始将教师纳入项目范围之内，期望同其他地区的学校分享他们的方法。他们为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设计了一套培训课程，通过这套课程可以窥管隐藏在杂志课程背后的方法和理论。他们把自己的课堂实践和杜威的教育理论相结合，设计出一套基于核心实践的课程体系。遵循这组实践原则便能不断设计出新的学生项目，不仅包括原先的杂志课程，还包括各式各样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社区项目 访问狐火中心并参加他们的培训，对我们而言是一笔巨大的收获。培训的内容与我们尤其相关，因为社区服务项目和社区调查在去年我们为关爱小学设计的课程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我们恰好可以抓住这次机会使用狐火的核心实践概念重新审视我们以往的项目，从而对其作出改进甚或产生新的灵感。某些核心实践确实指出了我们当前社区项目的某些亟待改进之处。例如，狐火的反馈方法极为重视评估这一环节。在培训课上，通过生动的示例和材料，我们更加明了如何将这一点融入我们的项目。 除了有关教学方法的内容之外，在RCEF如何扩大规模这一问题上，我们同样受益匪浅。狐火的方法形成于乡村学校的教育实践，并在日后成功地推广到教育的各个领域，而这也正是RCEF的远期目标之一。对RCEF而言，他们不仅拥有足足四十年的成长经历，更拥有规模逐步扩大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和洞见。我们由衷地感谢培训组织者乐于为我们调整课程内容，从而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如何在狐火之外运作一个全国规模的项目。加上我们在教学方法上获得的新视野，这次旅途RCEF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此篇文章为RCEF评估部的实习人员——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尚心远所作。 09年6月22-24日，我们对关爱学校的学生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能力测试。这次考试的出题组是由RCEF的林治美、廖元柏、赵军芳、尚心远等老师组成的。这既是对学生们的一次能力考察，也同时为RCEF提供了一次对教学改革反思的机会。 在传统考试的压力下，学生们往往总结出最好的应试策略是把课本上的文字背得滚瓜烂熟。RCEF与关爱学校致力于充分发挥学生的天性，将他们从繁重的背诵任务中释放出来，并且加强对他们思维能力的栽培。本次出题组主要围绕着对学生的解决问题、议论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进行测验，并且有别于传统的考试结果输入方法，本次所有的文科成绩将分成以上的三大部分录入，学生的优势和薄弱环节一目了然。 三年级的文科试题第一部分考察学生对于其他国家的了解，第二部分我们问学生“最近蒲州镇希望通过增加旅客来发展经济，所有会有大型的文艺表演，如果你是蒲州镇的镇长，你可以选择邀请俄罗斯的芭蕾舞团来表演，也可以选择让村民们表演蒲剧，你会如何选择？请列举两个原因”，然后我们要求学生谈谈如何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们要考察的是身处在一个文化、旅游资源很丰富的地区的农村学生，怎样看待他们所熟悉的事物，和那些在课堂中、电视上才能获知的外来事物。 我们倡导学生大胆答题，扩展思想的边界。每一题都均有比较出色的答案，比如第一题：“我最了解荷兰。荷兰那儿的人个子很高，那个地方很小，更奇怪的是：那儿的冬天和我们中国的冬天不一样，我们这的冬天下鹅毛大雪，可荷兰这个地方冬天却下雨，真奇怪，那的人还喜欢踢足球，是自己国家的人就把自己国家的国旗画在自己脸上，好像让别的国家的人知道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任晨茹）第二题：“我会选择俄罗斯的芭蕾舞团表演舞蹈，因为芭蕾舞对我们镇很新鲜。为什么新鲜？因为我镇没有见过有人跳芭蕾舞，所以我选择俄罗斯的表演。而且因为，能吸引许多游客。因为这些游客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美丽的舞蹈，也没有看过芭蕾舞的衣服，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张迪）除了像这样会说出芭蕾舞不仅吸引镇民还可以吸引外来的游客，并且促进双方的友谊，还有同学会从两方面来比较说明为什么他做出选择：“我会选择芭蕾舞团表演芭蕾，因为芭蕾舞有许多种，而蒲剧里面的人脸上画的一条一条的，说的话还听不懂，芭蕾舞的音乐还好听。”（杨启迪） 五年级社会第一道题涉及教材中的西部大开发一章，内容涉及到三峡工程，书上只介绍三峡工程带来的益处而没有提及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出题组考虑到必须让学生知道任何事从不同角度去看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问题是希望他们从村民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是否应该建设该项工程。这道题的考察目的是考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和意识和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从学生的反馈来看，都能尝试从当地居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能够根据已知信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所出自己的观点；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还需要很好的培养，尤其是重视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学生可以回答支持三峡工程，“我同意建三峡工程，因为没有了三峡工程，人们将会受到洪水、没电、航行不方便等，而建三峡工程也不污染空气，而搬到别处也会受到三峡工程的好处，三峡工程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帮助。”这个答案的得分情况：能站在当地村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同意要建大坝的会加2分；在解释同意的原因时，能够通过分析已知信息从中找出可以作为自己观点的依据：洪水、没电、航行；不污染空气，而搬到别处也会受到三峡工程的好处，三峡工程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帮助；这样就加4分；总分6分；（杨琪）也可以说自己不支持三峡工程，“我不同意建三峡工程，三峡工程虽然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功能，但建三峡工程会淹没许多村庄，还会让十分稀少的动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三峡工程每年都会带走10吨-5吨沙。”这个答案的得分情况：能站在当地村民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同意要建大坝的会加2分；在解释时能够通过分析已知信息从中找出正反两方面信息作为自己观点的依据：三峡工程虽然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功能，但建三峡工程会淹没许多村庄，还会让十分稀少的动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三峡工程每年都会带走10吨-5吨沙。”加6分，最后的总分是8分。（武历泽） 不可否认的是，有很多学生并不习惯这样的能力测试，在答题的时候有所保留，分数也不是很理想。低年级学生的议论能力还有所欠缺，在高年级中一些后进生遇到的最大难处是写作和表达能力的欠缺。学生普遍的问题是创新能力还不够。让学生可以突破课堂所框定的，从小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事物，做勤于思考的人，我们任重而道远。

New York Times撰文说道，在日本，一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或丢掉工作的失业青年，正尝试进军农业。政府也赞助了一些农业培训项目，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据说日本最老的一代农业从业人员很“欢迎”年轻人的加入，不过这种格局是否能持续？日本人想自己买地开农场太难，且培养农业技术耗时甚久。该文认为，日本人将农村生活过于“浪漫化”了。 在中国刚好相反，很多失业青年都是在农村长大，他们由于太了解农场的现实情况，因此并不希望回到那里。种地的活儿大多交给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或者也有越来越多的农田由企业和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经营。我很怀疑在中国，是不是有独立的年轻人成功开创并经营着农业。关爱四年级的男生最近开始对养蜜蜂和酿蜂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校长带他们参观了邻村一处养蜂场，看到孩子们如此热心，她感到很惊讶。或许这又是一项学徒培养计划的开始…… 最近一位农村教师告诉我，农村青年最需要的是足以令他们在家乡过上好日子的技能。他还说，如果他们的生活正直而稳定，他们对子女和下一代的教育理念将会发生改变。然而，在此之前，教育方法必须发生改变。那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RCEF、关爱小学和所有关心农村学生的教师的任务。

RCEF通过组织农村教师访问其他农村地区的创新性教学活动，以此拓宽他们的视野。上周我和关爱的谢老师一起到湖南省西部山区去，我们观看了那里几个地方举行的蒲公英行动——这是一项针对农村学生的艺术课活动。在大多数农村学校，由于没有艺术老师，加上艺术课需要昂贵的材料，甚至这些材料在农村根本找不到，导致艺术课在农村一直被视为一种奢侈。为了改变这种观念，蒲公英行动告诉其他科目的老师，如何在教授艺术课的过程中也找到同样的自信。开始的时候，活动组织艺术专业的志愿者教师和农村老师一起，设计出如何使用现有材料完成设计实践的课程。我们看到他们用草、树皮、石头还有树叶做成艺术作品，表现了农村风景和他们苗族的少数民族文化等主题。 这次访问给谢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跟我们在湖南见到的很多教师一样，谢女士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她的主要职业是关爱学校五年级数学老师和班主任，不过由于她很喜欢艺术，校长便请她负责教全校的艺术课。谢女士很有想法，她用农村到处可见的废旧瓶子、盒子或一些自然界的材料设计作品。实际上，我们发现蒲公英行动的很多艺术作品和关爱学校学生的很相像。不过关爱还很少针对课程内容编写教案，也很少将学生的作品进行展示以供他人欣赏。看过这些学校的艺术展和蒲公英行动出版的激励人们创造艺术课程的书以后，谢女士决定花更多时间来把她的艺术课内容设计地更丰富，并编写艺术课教案，从而使这门课程的教学今后更加系统化、成熟化。 谢女士说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有意识地将农村文化融入今后的艺术作品中。蒲公英行动旨在使当地文化成为艺术的灵感来源和 创作激励，从而增强学生对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例如，有一堂课是告诉学生苗族传统的纺织设计有哪些含义，然后让学生用报纸和植物创作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还邀请了村里的手艺人来学校展示他们的手艺，还让学生到村子里去搜集材料，跟他们的父母、邻居学习本有可能从他们手上失传的传统技艺。 这次旅行的其他印象： 校长很关键：蒲公英行动不仅培训教师，也培训校长。校长的参与对早期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因为校长必须动员教师教艺术课，同时要确保其它课程不会来挤占艺术课的课时。在一次创意中，蒲公英行动邀请校长参加教师的培训课程，让他们亲眼了解这样的方法优势明显、实际操作性强，并且完全可以应用到他们的学校。 课外活动创新：在我们参观的学校中，艺术课计划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学校都是寄宿制学校，有充足的课外活动时间。我们的艺术课计划的起源是从让学生报名参加下午的课余活动开始的。由于参加的学生人数少，才能够顺利完成教学准备，并且可以让一个项目持续好几天。然而要把这些课程纳入常规课程安排，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目前的常规课程一周只有一节艺术课，而且使用的课本循规蹈矩。 可持续性：要让这个项目可持续发展，需要每个参与者认真分析为什么应该持续，他们想要从中得到什么，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使之可持续。这些人包括政府官员、校长、教师和蒲公英行动的志愿者。虽然行动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仍然还需要我们各方继续交流、沟通，探讨是哪些行为造就了成功，以及对今后的策略有什么影响。这同样也是RCEF需要经历的重要阶段。

四年级的语文课有一篇关于帆船的课文，要求学生了解帆船各部分的名词，而孙老师则希望孩子们不仅能记住一些帆船的结构词汇，还能就此拓宽知识，掌握船只漂浮和航行的原理。为此，孙老师想到了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就是让他们亲自制作可以航行的帆船模型。 孩子们首先阅读了课文，观看了一些帆船图片。随后，孙老师拿出塑料瓶，筷子和橡皮筋，发给各小组（每组四人）。孩子们要用塑料瓶制作出船体，并安装上桅杆。整个过程最难的部分，就是如何保持船体平衡。 在孩子们制作完成模型后，我们塞住食堂旁边的水槽，灌水使它变成一条小河。然后正对水槽一端，放上一台电风扇。 水槽试航彻底点燃了孩子们的热情，他们迫不及待地对帆船重新制作和改装。接着，最后的比赛开始了。我把比赛中孩子们欢呼加油的场面记录下来，放在了YouTube上。他们实在是太兴奋了，甚至对其他小组的帆船都要呐喊助威。

在山西省北部，靠近太原，20世纪40年代早期是侵华日军占领的一个要塞。在许多村庄，那段历史都留下了痛苦的痕迹，并化为一个个难以启齿秘 密，永久地埋在泥土里、埋在记忆中。这些秘密便是一些农村妇女——二战时被日军强暴的女人：包括年轻女孩甚至已婚妇女。这些女人如今都已年迈，并且每年都不断有人在去世，从而把她们的“秘密”带到泥土中去。好在过去12年中，由于一些日本活动人士的努力，许多当年的妇女得以公开控诉她们所经历的恐惧。对于那些企图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日军残暴罪行的某些人，她们的证词就是最好的武器，她们的行动就是追求真相和正义的战斗。 这些日本活动人士每年要来拜访幸存者。过去十多年，这群由律师、记者、商人、教授和教师组成的代表团，都要自筹资金到山西来。他们的坚持源于一个共同的信念：纠正不实的歪曲，还历史真实，尽其所能为中国的幸存者提供帮助。 见面的场面很像亲人相聚。每到一家，来访者都脱下鞋上炕（当地人用土堆成的床），围坐在一位八十多岁、裹着小脚、满脸皱纹的老奶奶身边。从九十年代起，这些社会活动人士就开始了寻找二战幸存者和目击者的历程，在和他们逐渐的交流中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搜集证词，帮他们起诉日本政府，并且为他们报销医疗费。他们将他们的发现编成书，并以中日两种文字出版，希望为那段历史留下记录。书名就叫《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