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为 2009年3月

乡村学校的艺术课:湖南之旅

RCEF通过组织农村教师访问其他农村地区的创新性教学活动,以此拓宽他们的视野。上周我和关爱的谢老师一起到湖南省西部山区去,我们观看了那里几个地方举行的蒲公英行动——这是一项针对农村学生的艺术课活动。在大多数农村学校,由于没有艺术老师,加上艺术课需要昂贵的材料,甚至这些材料在农村根本找不到,导致艺术课在农村一直被视为一种奢侈。为了改变这种观念,蒲公英行动告诉其他科目的老师,如何在教授艺术课的过程中也找到同样的自信。开始的时候,活动组织艺术专业的志愿者教师和农村老师一起,设计出如何使用现有材料完成设计实践的课程。我们看到他们用草、树皮、石头还有树叶做成艺术作品,表现了农村风景和他们苗族的少数民族文化等主题。 这次访问给谢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跟我们在湖南见到的很多教师一样,谢女士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她的主要职业是关爱学校五年级数学老师和班主任,不过由于她很喜欢艺术,校长便请她负责教全校的艺术课。谢女士很有想法,她用农村到处可见的废旧瓶子、盒子或一些自然界的材料设计作品。实际上,我们发现蒲公英行动的很多艺术作品和关爱学校学生的很相像。不过关爱还很少针对课程内容编写教案,也很少将学生的作品进行展示以供他人欣赏。看过这些学校的艺术展和蒲公英行动出版的激励人们创造艺术课程的书以后,谢女士决定花更多时间来把她的艺术课内容设计地更丰富,并编写艺术课教案,从而使这门课程的教学今后更加系统化、成熟化。 谢女士说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有意识地将农村文化融入今后的艺术作品中。蒲公英行动旨在使当地文化成为艺术的灵感来源和 创作激励,从而增强学生对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例如,有一堂课是告诉学生苗族传统的纺织设计有哪些含义,然后让学生用报纸和植物创作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还邀请了村里的手艺人来学校展示他们的手艺,还让学生到村子里去搜集材料,跟他们的父母、邻居学习本有可能从他们手上失传的传统技艺。 这次旅行的其他印象: 校长很关键:蒲公英行动不仅培训教师,也培训校长。校长的参与对早期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因为校长必须动员教师教艺术课,同时要确保其它课程不会来挤占艺术课的课时。在一次创意中,蒲公英行动邀请校长参加教师的培训课程,让他们亲眼了解这样的方法优势明显、实际操作性强,并且完全可以应用到他们的学校。 课外活动创新:在我们参观的学校中,艺术课计划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学校都是寄宿制学校,有充足的课外活动时间。我们的艺术课计划的起源是从让学生报名参加下午的课余活动开始的。由于参加的学生人数少,才能够顺利完成教学准备,并且可以让一个项目持续好几天。然而要把这些课程纳入常规课程安排,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目前的常规课程一周只有一节艺术课,而且使用的课本循规蹈矩。 可持续性:要让这个项目可持续发展,需要每个参与者认真分析为什么应该持续,他们想要从中得到什么,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使之可持续。这些人包括政府官员、校长、教师和蒲公英行动的志愿者。虽然行动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仍然还需要我们各方继续交流、沟通,探讨是哪些行为造就了成功,以及对今后的策略有什么影响。这同样也是RCEF需要经历的重要阶段。

关爱老师在教学比武中获胜

关爱老师杨丽娜在蒲州英语教学竞赛中胜出。竞赛于上周举行,总共有九位英语教师参赛。参赛教师被要求使用牛津版四年级英语教材在蒲州的一个班级 完成一堂公开课。每位老师有25分钟的教学时间,评委由镇里的其他老师担任。 杨丽娜的课程主要介绍介词(in, on, under, beside, and behind)的使用。她运用了从杜郎口中学老师那儿学到的方法,向学生们教授了一套手势动作帮助他们掌握介词的使用。学生们兴致盎然地比划着手势,而不满足于简单的背诵。掌握这套动作以后,他们开始结合自己已有的词汇和新学到的介词造句。课程接近尾声时,大部分学生显然消化了这堂课的新内容,能够把新内容融入他们已有的英语知识体系。 尽管赢得当地的比赛,杨丽娜还将继续准备本周永济市的市级比赛。祝他好运!

巴士上的煎熬

我经常乘巴士往返于西安和永济(离关爱小学最近的城市)之间,这段路程需要2个半小时。途中风景倒是不错,但我常常为车内发生的场景感到不安、苦恼甚至深层的伤害——电视上播放的节目。极端血腥的打打杀杀的电影反复刺激着我的耳朵和眼睛。多亏每个座位上都有音响,车上的每个乘客都能看到这些电影。偶尔也有不太暴力的电影,无非就是些肤浅的杂耍,不是比赛喝啤酒就是取笑侏儒。另外还有几次,整整1个小时都在播放半裸女人跳钢管舞(完全没有别的内容)。从我在全中国(尤其是往返农村地区)乘巴士的经验来看,我知道这种情况绝非仅限于西安-永济这条线路上。每天,数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长途巴士上连续几小时经受着这种节目的骚扰。 我今天问了巴士司机他播放的内容是哪里来的。他告诉我说,由车站的管理公司挑选播放内容,并安装在使用该车站的每辆巴士的硬盘里。作为个人的巴士所有者不能反对,他们也不为此获得收入,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而且我问的那个司机认为这是件小事。他和售票员都不认为车上播放的节目特别暴力。售票员说:“这些电影大多数都是适合大众口味的流行电影,不光我们这儿,很多地方以前已经放过很多次了” 。司机也说:“他们肯定都是经过广电单位许可的”。另外一名乘客此时插话说如果我不喜欢,可以要求巴士司机换一个电影。的确,硬盘上有几十部电影可供选择,可是,除了电影名字外没有关于备选内容的任何其他描述,也没有提示让乘客可以自己选择,所以当司机告诉我至今还没有人要求他换片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我在巴士上看过了无数部绝非主流的电影,令我无法不质疑巴士传媒业的动机和远见。中国没有电影分级制度,巴士上还有很多孩子。在巴士上数小时的被动观看可能使这些孩子过早地接受各种信息。这本来是可以用来提供教育或丰富视野的机会,然而普遍成了对孩子们的污染、利用、谋杀和故意伤害。 我还有以下疑问: -其他乘客对巴士上播放的电视节目有什么感觉? -车站管理公司是怎么挑选电视内容的?他们使用什么选择标准和策略? -是否有什么方法能让乘客真正自主决定观看内容?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或你有相关经历吗?巴士媒体体制怎样才能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而不是一味伤害我们的孩子?毕竟它覆盖了数百万外来农民家庭及子女。或许能够找到办法,让我们不再作被动、畏首畏尾的受害者,让我们下次在中国境内坐巴士时,能够真正享受美好的旅途时光。